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研究

來源: www.9492466.live 發布時間:2020-01-26 論文字數:33633字
論文編號: sb2019123019380129101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筆者認為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較為完整地展現了流浪兒童的命運軌跡。在出走動機上可分為基于生存的被迫流浪與追尋自我的主動流浪兩種;

1 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出現的歷史文化背景

1.1 時代鏡像:文學與亂世的互為呼應
翻閱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作品,可以發現這一時期以“流浪兒童”為寫作對象以及‘流浪+革命’題材的作品,作者大部分都是左聯作家,例如沙汀、茅盾、張天翼等。究其原因,是因為 1928 年普羅文學的興起和之后革命文學的倡導都促使和影響了左聯的成立和發展。而左翼文學運動中對于現實主義的倡導和對主觀主義、浪漫主義的批判和摒棄,更加強調人民的階級性、革命性,重新審視人與社會的關系 。特別是周揚 1933 年在《現代》雜志發表的《關于‘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一文,其中提出的真實性原則、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等觀點都極大的影響了左翼文學的創作。因此,可以看出左翼文學創作特點包含了現實性和典型性,而這種創作特點也成為了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萌芽的基礎。
作為左聯一份子的沙汀的《碼頭上》則秉持了真實性、典型性書寫原則的作品。小說真實地描繪了戰爭時期“碼頭”這一典型環境中流浪兒童形象及其性格特征。茅盾在《大鼻子的故事》中則細致地描繪了大鼻子所住之“家”的典型環境以此突顯環境的惡劣和大鼻子在此環境中所形成的優“劣”品格。其次“左翼文學所追求的‘時代性’是一種現代性的自覺意識,這種現代性的自覺意識表現為“強烈的對社會公正的吁求和參與改造社會的實踐性活動。”①20 世紀 30 年代的中國正經歷著巨大的民族危機和國家動蕩,殘酷的戰爭將兒童、婦女變成犧牲品,戰事的發展更導致了大量兒童失去賴以生存的家園或呵護備至的親人,被迫離家出走開始流浪,以及流浪兒童數量不斷增加逐漸由個別演變為社會群體現象。面對以上種種情況,左翼作家強烈的社會改造感和實踐性使得其將自身對于底層弱者的同情、對社會不公的憤怒以及對社會改造的強烈熱情理所應當地通過筆墨抒發出來。作家們通過作品,一方面真實呈現了流浪兒童的悲慘遭遇,對這些戰爭下的孩童表達了最真摯的人道主義同情以及對黑暗社會的犀利批判;另一方面,作家們也借“兒童”寄予各自情懷,或以兒童為國之未來,遂堅持啟蒙心智以挽救祖國的理念;或將愛國情懷、抗戰精神置于“童心”之中,兒童流浪的歸宿即是國家民族之生存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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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學浸染
1.2.1  國內“流浪兒童”文學的沿革
晚清到五四時期中國雖沒有出現“流浪兒童”代表性文學作品,但是晚清時期國外“流浪兒童”文學的譯介不少,這也對國內文學創作產生了較大影響。至五四時期出現兒童流浪題材作品,如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作品對“流浪兒童”的流浪體驗和反抗精神多有展示,這一特點延續到了抗戰時期的“流浪兒童”。《少年漂泊者》小說主人公汪中出身于佃戶家庭,需要交納課租給地主。然而由于受災交不起租金,父親前去地主劉老爺家說情遭受毒打。第二天劉老爺還派來伙計打砸家當,父親當場被氣死,母親也自刎于父親床前。父母雙亡的汪中就此開始了自己的漂泊之旅,途中遭遇試圖猥褻他的先生、欺侮責罵他的掌柜老板、壓榨他的東家和伙計等。“在汪中身上集合了當時各個受壓迫階層的特質,這種特殊的身份定位使汪中成為被壓迫者的廣譜的象征符號。”②遭受各種壓迫的汪中展現出強烈的反抗精神。他在失去雙親時吶喊道:“萬惡的社會給與我的痛苦愈多,更把我的反抗性愈養成得堅硬了——我到現在還是一個漂泊的少年,一個至死不屈服于黑暗的少年。”③為反抗不公的命運,汪中打算入伙當土匪,幫扶窮人,后來不畏收留自己的老板的壓力,巧用傳書人同其女兒以詩傳情;在玉梅被婚約壓迫時,更大膽將自己感情和請求說與老板,堅定捍衛自己的愛情。知曉老板雇兇殺害宣揚抵制日貨學生的計劃時,義無反顧地通風報信。在生存和大義的抉擇面前,汪中毅然選擇了大義與良知。汪中一路的流浪與漂泊,也是一次次反抗堅持的過程。汪中是“最先出現的是具有革命傾向的個人奮斗的英雄”。這種少年漂泊者的反抗精神也一直延續到了抗戰時期,并且由于民族危難的加深,其反抗精神遠甚于五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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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戰時期“流浪兒童”命運軌跡的文化解讀

2.1 流浪起點:生存與追尋
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中兒童流浪的動因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因為戰亂失去家園,無法生存而被迫流浪。因為兒童在面對戰爭暴虐、日軍殺戮是毫無能力與之對抗的,唯一能夠生存下去的方式就是流浪漂泊。賀宜在《滿桂子》中通過滿桂子的悲慘遭遇就揭示了戰爭對兒童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戕害。滿桂子的家鄉被日軍占領,曾經熟悉的樹梢掛滿了陌生的太陽旗,村民一夜之間身首異處。滿桂子更是親眼目睹年輕女性被奸殺,母親、妹妹被殺害的慘狀。家園崩毀,家人罹難,年幼的滿桂子被迅速拋離出熟悉的家園,淪為流浪的小乞丐,第一次直面生存與死亡的考驗。而父親的突然消失更加速了滿桂子精神世界的崩塌,最終命喪車輪之下。沙汀《碼頭上》中的阿遂等人是一群在碼頭上討生活的流浪兒童。他們在被人問及家在何處時,其閃回的回憶告訴讀者流浪真相:“饑餓和地主把農夫們從四面漏風的茅屋里趕出來”,“是驅逐,襲擊??”①由于戰爭和災害的侵襲,他們失去家園和親人,獨自在碼頭過著漂泊的日子。流浪兒童這種漂泊無依,力量弱小的形象不正是民族身陷危難,面對外來入侵,試圖反擊卻因實力懸殊而不得不被迫讓出土地的困難處境的象征嗎?國家民族災難的宏大敘事借由流浪兒童群體的受難而得到書寫與傳遞。
第二種流浪則是主動的選擇。主動性流浪可具體分為兩類。一類是為了找尋自我存在價值而自發選擇的流浪。在這些兒童身上,雖然也有著對于無法沖出困境的困惑和煩躁,但卻有著對自我價值的追尋以及為之奮斗的決心。《新木偶奇遇記》中匹諾曹試圖通過書本來挽救和建立國家,既實現自己自身存在價值,也成為對國家民族、乃至人類有用的人而選擇了離家在外刻苦學習。《蝦球傳》中的蝦球最初靠賣面包生活。為避免銷售滯銷而選擇讓人賒賬,因此受到了母親嚴厲的責罵,蝦球在巨大的壓力下選擇了離家出走,去社會中找尋自己真正的人生價值。蝦球并不想一輩子只是單純賣面包,所以在流浪之初給自己打氣道:“我難道找不到一樣工作可以活命么?難道要永遠做小販受盡英國鬼子的氣?香港幾百萬人都活下來了,我總不相信就會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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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流浪:成長、失心與歧途
兒童因身心均處于成長階段,正是性格與精神品格形塑的重要時期。“流浪”的生活方式將兒童提前放置于復雜的社會現實中,加之戰爭所帶來的巨大身心沖擊,成長或墮落,就成為流浪兒童面臨的重大考驗與選擇。意志堅定則能在逆境中突破自我,找到人生價值之所在,有所成長。但若意志脆弱,流浪兒童則可能難抵精神壓力而造成精神失常或者受人蠱惑而迷失自我,最終踏上“失心”結局或走上歧途。抗戰時期的“流浪兒童”文學中更多是呈現,流浪兒童歷經險阻,抵御外侵,身心均得到成長的過程。而流浪兒童的成長同時也與國家、民族命運相交織,“向善”的力量與樸素的生命意識相激蕩,童心與愛國心相交融。流浪兒童也逐漸由掙扎于生存困境中的流浪兒蛻變為保家衛國的小戰士。流浪兒童從底層弱者到強者的轉變更是寄予了知識分子的對民族危難境況的希冀,因為“兒童弱者的身份與近代中國的弱者記憶是相互關聯的。這種‘弱者’的地位使眾多知識分子產生了深深的憂患意識,他們將目標聚焦于中國走出弱者處境以及中國強大起來的目標上。”①因此作家們“借助兒童的這種弱者身份,成人作家將國家‘種性’和‘族性’的提升寄望于兒童弱者身份的現代變革。”
2.2.1 流浪中的雙重成長
成長,首先表現為個體人性的完善與提升,這其中人性“向善”的力量在戰火中尤顯珍貴。流浪兒童因其自身生存的艱難性、個體力量的弱小性很難生存下來,因此特別需要個體之間的分工合作和彼此保護,只有凝聚起同伴們的力量才能使生存相對得到保障,所以大部分流浪兒童之間都是一種互幫互助的關系。《樂園進行曲》中抗戰兒童工作團成員之一陳全因驚嚇過度而發瘋時,船只需要改為物資船。兒童團不得不徒步進行宣傳救亡,但他們卻并未丟棄伙伴,而是彼此扶持不離不棄,聽從命令,團結一致最終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戰爭毀滅人,但同時也可能是人性的試金石與凈化器。在死亡、個人利益受損時,趨善、堅守住美好人性,對于流浪中的兒童而言不吝是最好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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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的藝術特征 ................................ 29
3.1 小說、童話.................................. 30
3.2 兒童劇.................................. 37
3.3 連環畫........................ 41
4 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之批評.................................... 46
4.1 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的意義............................... 46
4.2 局限性....................................................... 47 

4 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之批評

4.1 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的意義
首先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是對民族危亡、尋找出路過程的真實再現,并通過兒童這一特殊視角對戰爭進行了重新的審視。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無論是現實主義批判性還是浪漫主義冒險性其作品呈現的都是現實化的,通過這種現實化來強調現實的嚴峻和殘酷,促進兒童成長和民族意識的覺醒,“抗戰”是整個時期的文學基調和主題。通過兒童視角來反映社會現狀,突出兒童主體位置,采用兒童語言和邏輯思維,流浪兒童的成長也象征著民族存亡。用兒童單純天真的目光審視慘絕人寰的戰爭,從最原始、幼稚的內心感受來反襯出戰爭的殘暴和愚昧以此來反思戰爭和成人世界的荒謬。“借助兒童視角來建構中國形象,將兒童這一主體與現代國家的設想緊密聯系在一起,體現了一種‘經驗世界’的情感和想象空間的精神化呈現,其性質是對現代中國的一種價值重建與意義重構。”
由于是兒童文學的書寫,作家普遍祛除了復雜的寫作技巧,解構了深奧難解的主題意蘊,用兒童文學書寫的簡單來突顯戰爭的復雜,用兒童純真感知來呈現最真實的戰爭全貌,深刻地鞭笞反法西斯國家的侵略,呼吁世界和平。“兒童,在戰時中國被當時的知識分子視為國家、家庭及學校的連接點,是對中國普通民眾與家庭婦女進行抗戰宣傳的一個有效中介。”②文學也具有一定的宣傳性,所以雖然抗戰時期“流浪兒童”文學體現出了受到國外兒童文學的浸染,人道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影響的特點,但中國傳統文化中政治倫理性的強大使得“流浪兒童”文學沒有辦法做到純粹的浪漫、唯美,而是將倫理和政治融入其中,而戰爭帶來的危機更是加重了文學政治教育的功能。作品通過對抗戰時期流浪兒童形象的塑造,描繪其流浪到革命的經歷,從流浪者到革命者(小英雄)的成長變化,較好的展現出了苦難型兒童到革命英雄型兒童的身份轉變,從其不幸但堅強不屈的事跡中提煉出有價值的教育和指導意義,以此來渲染一種愛國、集體、英雄主義精神環境,完成國家意志對青少年宣傳教化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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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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